次一等的玩家儿要到庙会上去“拿”蛐蛐——当然不是白拿

【悍匪冯学华判死刑】

一百大洋一個蟋蟀罐這一百四十條蛐蛐不是全部養起來,還要挑選一番,把那些“頭圓牙大腿須長、頸粗毛糙勢要強”的留下,其餘的就處理掉了。

北京賣蛐蛐的地方,除了白塔寺、隆福寺、護國寺、土地廟等幾個廟會集市外,北新橋、東四牌樓、西四牌樓、天橋、東華門、鼓樓灣、琉璃廠、果子市等地,有常設的賣蛐蛐攤兒。次一等的玩家兒要到廟會上去“拿”蛐蛐——當然不是白拿,得給錢。後來沒廟會了,也沒人從事專門逮蛐蛐賣錢的營生了,玩家兒們也有自己到郊區去掏的。再到後來北京附近沒蛐蛐可拿了,就只好去外地了。近幾年的蛐蛐講究是河北易縣的,號稱“小易州”。山東樂陵的也不錯,最好的數兗州地區寧陽的蛐蛐。

掏蛐蛐的專用工具是:一把鐵釺子,能用來挖土、撬石、探穴;一個裝蛐蛐用的柳罐鬥;一個鐵絲或是銅絲編的蛐蛐罩子,還有一個竹棍頂端綁著老鼠須子的蛐蛐探子。除此之外,還要預備上水壺。可以想見,要想掏到好蛐蛐,就得往荒山野嶺高坡深溝里、潮熱如蒸籠的莊稼地里鑽,風餐露宿、日曬雨淋、蚊蟲叮咬,不是件舒服事,也不是件容易事。聽說不管到什麼地方去掏,出去一天,最多也就能收穫一二十條,其中合格的也就十之二三。

玩蛐蛐之人號稱“玩家兒”。據崇彞《道咸以來朝野雜記》中說,清代北京內城玩蛐蛐的,“應以後馬家廠(今舊鼓樓大街後馬廠)楊氏為首,且曆數十年不衰。若睿王魁斌、繼侍郎祿,亦樂此不疲。……北城小鬥家頗不乏人,記不勝記。外城楊蔭北京卿尤好之。伶人譚鑫培,每秋來必蓄多種,以與諸士大夫為戲,且為聯絡計也。”從這段話中可以得到證明:喜歡玩蛐蛐稱得上“玩家兒”的,大都是上層人物,不是王爺,就是大官,再不就是銀行家、京劇名角兒。

掏回蛐蛐來後,先把上等的蛐蛐送到借他盤纏的玩家兒,玩家兒挑剩下的,再拿到廟會上去賣。

過去掏蛐蛐,要到北京遠郊區。據金受申先生在《老北京的生活》里說,過去北京專有人從事逮蛐蛐、賣蛐蛐的,立秋之前到各玩家去借盤纏,然後帶上乾糧和專用工具,到北京西山、北山去掏蛐蛐,一走就是十來天。

鬥蛐蛐先稱體重真正的玩家兒鬥蛐蛐是很正規的。事先要備好“戰場”;要下請帖。得到邀請的玩家兒帶著蛐蛐赴約,不能帶一兩條,少則三五條,多則七八條;還要帶上一兩個人專門照看自家的蛐蛐。

不說“逮蛐蛐”,要說“掏”蛐蛐是野生的。要想玩蛐蛐,先得把它逮到手——不說“逮”,說“掏”。

“玩家兒”不是一般人天津鬥蛐蛐,大概是從北京“傳染”過去的。北京什麼時候開始有人玩鬥蛐蛐的呢?明朝。據《聊齋誌異·促織》中說,明朝宣德皇帝愛鬥蛐蛐,致使一條蛐蛐價至數十金。宣德皇帝是位“太平天子”,在位時國家安定,有這種閑情逸致十分可能。《戒庵老人漫筆》中記載:“宣德時蘇州造促織盆,出陸墓、鄒莫二家。曾見雕鏤人物,妝採極工巧。又有大秀、小秀所造者,尤妙,鄒家二女名也。久藏蘇州庫中,正德時發出變易,家君親見。”最後四字的意思是:“我父親親眼見過。”

上有所好,下必甚之。萬曆年間人蔣一葵著的《長安客話·鬥促織》中說:“京師人至七八月,家家皆養促織。”作者說,我到郊外,看見大人小孩聚集在草叢裡,側著耳朵,聚精會神地好像在尋找丟失的東西。無論是茅廁還是爛牆,一旦聽到促織叫聲,立刻像貓見老鼠那樣急促地撲上去!大街小巷,到處是盛著促織的瓦盆泥罐,不論男女老少,都以鬥蛐蛐為樂。明朝人劉侗、於奕正編著的《帝京景物略·胡家村》中也說:永定門外五里的胡家村“荒寺數出,墳兆萬接,所產促織,矜鳴善鬥,殊勝他產”。每到秋天,游閑人便來此地“缺牆頹屋處、磚瓦土石堆壘處”捉蛐蛐,“側聽徐行,若有遺亡”——慢慢走、側耳聽,好像尋找遺失的東西;聽到蛐蛐叫聲後,循聲找到蛐蛐巢穴,“乃掭以尖草,不出,灌以筒水,躍出矣,視其躍狀而佳,逐且捕得”——捕捉蛐蛐的方法已經很成熟了。後面關於蛐蛐優劣判定、鬥蛐蛐方法與規則的記載,跟清朝以後的實際幾乎完全一樣。

到了清朝,北京玩蛐蛐的就更多了。官宦世家、八旗子弟,飽食終日無所用心,多餘的精力和錢財要有地方去消耗,玩蛐蛐於是成為一種選擇。

蛐蛐相鬥,必有勝負,因而可以賭輸贏,以此為博彩。書畫文人可以賭香煙、點心、水果,財大氣粗的高官大賈,一註可以幾十塊銀元、上百銀元。在一旁觀戰的,也可“隨彩”押註。舊時,還有為鬥蛐蛐配備專人監局、給蛐蛐過體重、裁判、記賬,開局設場以抽頭獲利的。聽說天津鬥蛐蛐賭註比北京大,一般的五十、一百,多者三五百元——這些都是過去的情景了。(宗春啟)

養蛐蛐的學問多了去了。過去有錢的玩家兒,一到秋天專門雇把式給他伺候蛐蛐。

比賽開始以後,賽場上鴉雀無聲,耳聽裁判,眼觀鬥盆,心系各自的蛐蛐。蛐蛐的主人屏住呼吸、心弦緊繃,手心都能攥出汗來。蛐蛐之間的爭鬥更是激烈。蛐蛐和人一樣,每條蛐蛐都有自己的個性。爭鬥起來,有的勇猛,有的狡猾,你來我往,有進有退。兩蟲糾纏撕咬在一起時,猶如摔跤場上的兩名摔跤手。正因為如此,鬥蛐蛐才具有高度的觀賞性和刺激性。鬥勝了的蛐蛐會昂然自得地高唱凱歌,令其主人心花怒放;鬥敗了的蛐蛐往往會退出戰場、落荒而逃。

真正的玩家兒拿蛐蛐,沒有拿一條兩條的;一拿就是一筐。一筐里裝十把,一把十四罐,每罐里裝一條。這得多少錢呢?一條好蛐蛐能賣兩塊銀元——相當於一袋洋面的價錢,一筐里一百四十條,您說得多少錢吧。所以說,那個年代,蛐蛐不是一般人買得起、玩得起的。

北京過去出產蛐蛐的地方很多。西山福壽嶺、壽安山,黑龍潭南北二三十里以內,北山的綿山以東七十二個山頭,蘇家坨、南口關溝、昌平十三陵一帶,都產好蛐蛐。

新燒制的罐兒不是拿來就用,而是得先打底兒:用黃土、黑土、白灰按一定比例混合加少量的水,將其墊在蛐蛐罐里、砸實。沒有白灰粘不住;白灰不是有鹼性麽,等三合土幹了還要放在水裡泡,把鹼性泡出去才能用。

蛐蛐,學名叫蟋蟀,又名促織。昆蟲綱,直翅目,蟋蟀科,善鳴,好鬥。因為一聽到蛐蛐叫喚就知道是入秋了,天氣將逐漸變涼,提醒人們:該準備過冬禦寒的衣服了,故有“促織鳴、懶婦驚”之說。不知是誰先發現的,雄性蛐蛐爭鬥起來挺好玩兒的,於是就把它們逮回來,令其爭鬥、觀其勝負,以博一樂。白露、秋分、寒露,正是玩蛐蛐的時節。“勇戰三秋”,就指的是這三個節氣。

正式比賽有專門的“鬥盆”作為戰場,有專人擔任裁判,還有專人負責核准參賽蛐蛐的體重——如今有天平了,過去用“秤兒”,比老中藥鋪里稱中藥的戥子還小,象牙的秤桿比筷子還細,固定在一個一尺左右見方的紅木框子里。它能把蛐蛐的體重精確到一兩的萬分之幾。稱體重,目的是為了公平競爭,體重相差一毫都不鬥。因為一條好蛐蛐只要戰敗一次,便從此沒了鬥志。如果讓它和重於自己的對手比賽,贏了也要自身受損,要是輸了就更“冤”了。

先說水槽兒:細瓷的,有半圓形、扇面形數種,長約3釐米,寬一個多釐米,高0.7釐米,槽內深0.3釐米。這東西做得精緻、小巧,掛著釉兒,描著花兒,金魚、水草、蛐蛐什麼的,有的還寫著字:勇戰三秋。這大概是瓷器中體積最小、製作最為精緻的了。它的用處不用說是喂蛐蛐水喝的。聽說這麼一個水槽兒,時下價值數百元!

鬥蛐蛐之戲,始於唐朝天寶年間。《天寶遺事》中記載,“宮中以金籠養促織,置之枕函畔,以聽其聲。”南宋權相賈似道,“少時游博無行”,掌權後尤喜促織之戲,經常與妻妾在半閑堂鬥蛐蛐取樂。他還寫過一部專著:《促織經》。

養蛐蛐,得有專用器皿。首先是蛐蛐罐兒。蛐蛐罐兒有瓷的,也有陶的,最好的是用澄漿泥燒制的:高15釐米左右,直徑13釐米左右,厚近2釐米。大、深、厚。現在很少有人燒制了。一些玩家兒手裡還有不少澄漿泥的蛐蛐罐,大都是半個世紀以上的老古董了。清康熙年間有個製作蟋蟀罐的名手名叫趙子玉。他燒制的蟋蟀罐存世不多,民國時期一個就能賣到一百大洋,放到今天,如果不是仿製品,能賣到幾萬元人民幣。

光有個空罐兒還不行,還得有兩樣東西:水槽兒和過籠兒。

再說過籠兒:澄漿泥燒的,細膩之極,扇面形,高約半寸,下麵有底,上面有蓋。過籠兒兩端有洞門,裡面的空間可以容納兩條蛐蛐。過籠兒有什麼用呢?一是蛐蛐喜歡在暗處獃著,過籠兒就是蛐蛐的窩;二是養蛐蛐不能光養雄的(二尾兒),還得有雌的(三尾兒)配對兒,否則它是不會和同性鬥的。過籠兒,就是供蛐蛐過鈴(交配)的洞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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